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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黄河：中国如何成为了中国

记者：Andrew Lawler

长久以来，黄河中游区域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但是如今来自现代中国边远角落的古老而复杂的文化讲述了一个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不同的故事。

	在二里头这一重要的早期中部黄河平原地区发现的蓝绿色龙。图片提供：Chen Guoliang

中国良渚——三年前，一位在蜿蜒的笤溪河沿岸距离上海西南200公里的葱翠的田地中工作的农民决定修建一幢新的住宅。良渚镇的这片周边的区域长久以来已知是一个新石器时代定居点的中心，因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斌组织了一个团队进行常规的抢救发掘工作。但是与通常在这样的定居点发现的桩洞或泥土地面不同，这个团队遇到了一个经过细心处理过的石块地基。

这些石块是一堵墙的一部分，如今它被测定出是4300年前的——而且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围栏。进一步的发掘显示了一个建筑在石头上的土质大型边界，平均宽度是50米，周长约7千米，而且被一个宽阔的壕沟包围着。这位农民失去了他的宅基地，但是考古学家却获得了对于这个古代文化的复杂性的新的见解。这堵庞大的墙围绕着此前发现的泥土平台，后者的面积超过30公顷，而且比这个低洼的平原高10米。尽管与同时代埃及的金字塔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庙相比而言很普通，这个结构需要大量的劳动和技巧。“为了用简单工具建筑这些大型的平台和墙，你可能需要1万人劳动两年，”刘斌估计。

比这个工程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个遗址的位置和年龄。考古学家长久以来认为中国文明诞生于那个年代之后500年距此地西北800千米的黄河中部平原。维基百科这样总结了这种经典观念：“中国文明起源于新石器时代黄河沿岸的许多城邦。”然而在此之前的几个世纪，良渚曾经是一个精致的文化的中心，它包括了近几十年发现的数百个定居点， 从这个平坦而肥沃的辽阔区域一直延伸到上海。由于拥有做工精美的玉质装饰品、复杂的墓穴、高的平台以及具有艺术和有特色风格的雕刻物品，良渚文化看上去与黄河沿岸的文化不同。事实上，来自这个区域的商品和风格——诸如这些精美的玉器——已经在远远更往西边的长江上游（上溯3000公里）区域发现，而且数千年来被中国各地效仿。

	北京的王巍（上）和良渚的刘斌（下）看到的是一个更复杂的中国出现的故事。图片提供：王巍和刘斌

在过去的20年中，诸如良渚这样的激动人心的发现在中国各地不断出现，挑战了长期以来的观念。从中国的东北到西部的成都平原，再到南方的沿海城市，考古发掘正在揭示出一组复杂而截然不同的古代文化，它们每一个都拥有自己的史前文物和传统。良渚的令人吃惊的雕刻脸就是一个例子；其他的文化制造了巨大的铜像，大型的石质祭祀建筑群，以及一个金质的漩涡状的太阳图案。

诸如二里头这样的黄河沿岸遗址仍然是理解中国首个真正的城市中心的关键。但是其他更加遥远的文化也包含了中国传统的种子。“在这些令人吃惊的发现出现之前，我们把重点放在了中原，”位于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说。“我们大多数人接受了黄河是中国文明起源地的观念。但是随着我们做了更多的研究，我们发现了其他文化区域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样繁多……如今很明显，区域中心的发展和扩张对中国文明的形成起了贡献。”而且他还指出，这些中心之间的沟通和竞争可能对于理解一个共同的文化如何出现具有关键作用。

在2004年，王巍的研究所开始组织协调一项雄心勃勃的跨学科研究，通过提供这些遗址的一个更详细的编年史并运用最新的方法分析过去25年的发现，从而详细记录这些文化。通过联合全中国的科研人员并与外国科学家合作，王巍希望绘制一幅关于该国古代历史的更详细和由数据驱动的观念，同时把中国的考古学界推向该领域的前沿。但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具有长期中国经验的考古学家Lothar von Falkenhausen说，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挑战。“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些相互作用是如何发生的，而且它们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变化。”

希望一场革命

中国如何成为了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课题；它恰恰涉及到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而且经济充满活力的国家如何看待自身及其在世界上的作用。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考古学常常被用于政治工具，首先是用于提升这个感到被西方列强和日本支配的国家的民族自豪感。在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之后，关于中国的演化受到了西方贸易和技术的强烈影响的意见在政治上成为了禁忌。“考古学在确定中国的民族主义方面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加拿大Mississauga的多伦多大学的考古学家Gary Crawford说。“但是在过去的20年中这个领域出现了一场真正的革命。”

这场革命打开了此前禁止涉及的话题，从西方的影响到区域多样性。在经过了数十年的隔绝之后，中国的考古学家正在越来越多地把此前必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在一边，利用现代技术收集和阐释数据。地区的发现和研究机构受到了税收充裕而且热切期望强调它们的独特贡献的省级政府的热烈欢迎——以及资助。

没有人怀疑黄河中游周围的平原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中国文明合并出现的区域，历史学家将此时期称为商朝。传说谈到了一个更早的朝代，称为夏朝，但是它的存在仍然具有争议。来自商朝的庞大的考古和文字遗迹揭示出了拥有富足的宫廷文化的贵族人士统治着大量的种植黍和小麦的农民——这是更寒冷和干燥的北方的优质谷物。商朝人经常征服其他地区，他们使用诸如马拉战车等先进的武器，并且从被征服地区抓走许多囚犯。他们还用人和动物祭祀，崇拜一个支配着自然之力的至高之神，并且尊崇他们的祖先，后者被他们认为是家族生活的积极参与者。

许多这些传统和技术在之后的3000年中被效仿。商朝为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以扩张和崩溃为特征的中央政权建立了舞台。但是有迹象显示这一单一区域并不拥有故事的全部。30多年前，北京大学的苏秉琦与哈佛大学的张光直（K. C. Chang）各自独立地提出，中国的文明起源于许多区域文化的复杂的相互交织。近来的发掘支持了这些观念。事实上，史前中国社会在时空中延伸，从公元前7000年起北方种黍养猪的裴李岗人到公元前5000年黄河附近的仰韶人，后者可能首次对蚕丝进行了试验。典型中国文明的许多象征，诸如龙的图案和把玉当作有魔力的石头，看上去起源于中原之外很远的地方。特别是两个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在公元前4500年到公元前2250年繁盛）和良渚文化（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250年之间持续）——领先了商朝许多个世纪。事实上，黄河中游地区的人们就在大约这些更古老的文化崩溃的时候开始建立他们的首个主要定居点，称为陶寺。

	来自良渚的带有一个神秘雕刻画的玉盒。图片提供：刘斌

例如，精心雕琢的玉首先出现在大约公元前3500年的如今位于辽宁和内蒙古地区的红山文化中。科研人员在那里发现了精心制作的石质墓穴，它们含有许多玉器，形状就像一个凤凰和龙——这些动物后来成为了中国神话的最重要的象征。

“玉就像西方的黄金，”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Old Dominion大学经常在中国工作的考古学家Elizabeth Childs-Johnson说。从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到现代，“它是权力的主要象征”。这种石头很难加工，因此需要大量劳动。尽管紫铜、青铜和金在西方文明的早期得到了重视，这些金属在东方的出现较晚。Childs-Johnson 提出，就像西方的贵重金属，中国的玉的生产通过确立贵族从而起到了社会演化的重大刺激作用。

近来，在北京东北方的辽河河谷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主要把重点放在了引人注目的墓葬结构和商品上，诸如玉。迄今为止已经发掘出了18个贵族的墓，测定出它们的年代是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数个世纪，其中一个墓拥有20件精心雕琢的玉质珠子、碟、手镯、头发管和有牙的饰板。Childs-Johnson说，这个庄严的墓葬区域证明了“在中国早期的这个时候没有被其他地方复制的文化复杂程度”。在牛河梁附近被部分发掘的一个遗址称为城子山，它有一座建筑在165米宽、900米长的平台上的大型庙宇——这是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尺寸的将近一半。科研人员迄今已经发现了地下室、一个真人尺寸的镶嵌有软玉眼球的女性陶质头像，以及牛头和鸟的雕塑。

考古学家还越来越多地发现了红山人日常生活的材料，包括形状标准化的犁尖等石器、烧制黑色、灰色和红色容器的精密的窑，以及作为建筑支撑物的不寻常的红色陶柱。而且他们说，在这个很少得到探索的地区无疑还有大量未被发现的遗址， Childs-Johnson认为该地区是“一个主要的文化中心和中国文明演化的参与者”。

科研人员说他们仅仅才开始把红山文化和在黄河文化之前出现、或者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黄河文化的其他高度复杂的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拼合起来。那里曾经存在贸易、移民、扩散和战争吗？后来的文化是建立在之前的文化的基础之上，还是完全相互独立的？新的发掘可能很快就带来答案。“中国东北目前是一个活跃的实地研究的温床，这些研究将同时阐明地方文化发展和长距离文化关系的本质，”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家Rowan Flad说。

各文化之间的长距离接触似乎是可能的，但是它们的复杂性和程度仍然难以捉摸。例如，良渚文化是在红山文化之后1000年、距离红山文化中心区域东南2000千米的地方出现的，它可能吸取了这个更古老的社会在玉器方面的技能，但是缺乏直接的证据。早在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就开始在良渚发掘出许多各式各样的玉器，它们比那些东北地区的玉器的质量更高。

正如墙壁、壕沟和最近发现的石质武器所提示的，良渚的人们似乎对于他们的邻居有军事和政治上的担忧。大约30个发掘出的大型坟墩——其中常常拥有包括玉、象牙和漆器在内的复杂的墓葬——显示了分布广泛的区域贸易，主要是与沿长江而上的地区的贸易。刘斌说，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已经在一片1.8万平方千米的区域发现了将近300个定居点。

其中许多早期遗址的年龄——特别是良渚本身——是有争议的。北京大学的吴小红说，如今放射性碳证据显示，刘斌发现的大型石土墙建于更晚的时期，就在良渚文化于公元前2250年左右崩溃前的不久。这种巨大的工程究竟是为了军事防御目的还是为了抵御洪水——有一些气候变化的证据——仍然不确定。

不论这堵墙的目的和年龄，良渚本身有一个触及了今日之中国的大部分疆域的广泛的影响。它的产品——从玉到陶器——散布在中国北部和东部地区，而且还见于西部的甘肃省以及西南的四川省。而且这个社会看上去传授了仍然是典型的中国宗教观念。在黄河区域仍然相对少有人定居的时候，良渚人创造出了称为“璧”（象征着天）的圆碟以及外方内圆的“琮”（象征着地）。后来在黄河区域广泛发现了璧和琮，它们被视为表达了中国文化对于宇宙的神话理解的形状。

错误的身份

尽管红山和良渚是东亚最早的复杂文化中的两个，其他文化也明显贡献了如今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一部分的元素。例如，最早的漆器和原瓷看上去起源于良渚时期晚期的长江中游地区，位于沿着长江上溯、距离良渚本身很远的地方。而中国社会的主粮和象征——水稻是在长江下游很长一段时间里被驯化的，始于公元前7000年或者更早。

其他地区也演化出了它们自己的独特文化、风格和传统，这些没有被明显地传递给之后形成的中国文明。1987年，发掘一个12平方公里的称为三星堆的遗址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大组引人入胜的宝藏。他们发现了来自大约公元前1200年时期的怪诞的青铜和黄金的面具、一个金杖、玉器装饰品，以及青铜雕塑——包括一个4米高的树的雕塑。任何文本或神话中都没有提到三星堆，它自己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而且位于一个偏远地区，而一首唐诗曾警告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因此这里的一个富有而复杂的文化的证据震惊了科研人员和中国公众。其中一些史前文物提示了与中亚和中国南方遥远地区的联系。“这个省的这些发现已经迫使中国考古学家完全重新思考[四川]在史前和早期中国历史叙述方面的重要性，”Flad说。

10年后，在另外的四川成都平原工作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看上去是三星堆文化的继承者的文化，测定出它的年代早至公元前2500年。这些遗址中的最大的一个称为宝墩，多年来它曾被误认为是后来的汉朝定居点。“没有人相信一个城市可以来自于那么早的时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回忆说。在证实了年代之后，“我们意识到它是一个将要改写四川甚至中国历史的发现。”

这些定居点比1000年后在中原出现的城市更小，复杂度也更小。但是从1996年起，在四川总共发现了8座早期有墙遗址，面积从10公顷到66公顷。王毅说最大的遗址拥有数千人口，尽管他拒绝详述即将进行的进一步发掘。许多遗址拥有小型房屋，它们环绕着坐落在更大的铺有鹅卵石的土台上的建筑。这些墙的建筑类似于长江中游沿江而下的地区，已知其他一些文化曾在这些地区繁盛，但是具体的贸易联系尚不清楚。由于许多遗址位于现代的乡镇之下，对宝墩遗址的发掘工作已经推迟了，而2001年对公元前1000年的成都金沙遗址——很可能是三星堆文化的继承者——的发现迫使地方考古学家把他们的注意力和资源转而集中到这里。王毅说，一旦遗址上的村庄搬迁，有计划在宝墩恢复发掘。

在四川、东北、良渚附近和其他地方的复杂的遗址明显表明“中国文明的起源散布于今天的这个国家的各地，”杭州市外的良渚博物院院长、考古学家蒋卫东说。蒋卫东认为，这些独立的文化开始只是零星地连接起来，在许多个世纪里才逐渐连接起来。他指出，在更晚的中国历史中，6个左右的地区周期性地主张它们的统治权，而这些地区每一个都拥有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例如，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中，位于今天的四川的蜀国和良渚地区的越国不断脱离中央的控制。蒋卫东提出，中国中央集权之后跟随着地方势力的兴起的一连串模式可能是这些古代区域发展的人造产物。

尽管甚至还没有完成一半，确定中国文明起源的这个工程已经埋葬了一个中国帝国起源于黄河中部平原、把它的才能赠与了不发达的内陆地区的观念。如今考古学家面临着理解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这个地区的无数人和文化如何相互作用的挑战性的任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Von Falkenhausen甚至提出，这种复杂性的一个结果是，“[一个单一的]中国文明的观念将可能被抛弃。”中国学者说他们将遵从数据。“这个工程的重点不是证明中国文明的荣耀，而是研究它是如何形成的，”王毅说。“我们想知道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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